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對世間人生的集中關注、深入剖析。

其他學說，也會關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沒說幾句就“滑牙”了，或轉移到別的他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上去了。它們始終認為，人生問題只有支撐著別的問題才有價值，沒有單獨研究的意義。

唯有佛教，決不轉移，永遠聚焦于人間的生、老、病、死，探究著擺脫人生苦難的道路。

乍一看，那些被轉移了的問題遼闊而宏大，關及王道社稷、鐵血征戰、家族榮辱、名節氣韻，但細細想去，那只是歷史的片面，時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極有可能釀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而且升沉無常，轉瞬即逝。佛教看破這一切，因此把這些問題輕輕擱置，讓它們慢慢冷卻，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與每一個人始終相關的人生和生命的課題上來。

正因為如此，即便是一代鴻儒聽到經誦梵唄也會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纖夫聽到晨鐘暮鼓也會怦然心動，即便是皇室貴胄遇到古寺名剎也會焚香敬禮。佛教觸及了他們的共同難題，而且是他們誰也沒有真正解決的共同難題。這便是它產生吸引力的第一原因。

佛教的第二特殊魅力，在于立論的痛快和透徹。

人生和生命課題如此之大，如果泛泛談去不知要纏繞多少思辨彎路，陷入多少話語泥淖。而佛教則干凈利落，如水銀瀉地，爽然決然，沒有絲毫混濁。一上來便斷言，人生就是苦。產生苦的原因，就是貪欲。產生貪欲的原因，就是無明無知。要滅除苦，就應該覺悟：萬物并無實體，因緣聚散而已，一切都在變化，生死因果相續，連“我”也是一種幻覺，因此不可在虛妄中執著。由此確立“無我”、“無常”的觀念，抱持“慈、悲、喜、舍”之心，就能引領眾生一起擺脫輪回，進入無限，達到涅槃。

佛教的第三特殊魅力，在于切實的參與規則。

一聽就明白，我是在說戒律。佛教戒律不少，有的還很嚴格，照理會阻嚇人們參與，但事實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

佛教的戒律步步艱難，卻步步明確。初一看，與佛學的最高境界未必對應，但只要行動在前，也就可以讓修習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頭污濁，逐漸萌發智慧。到這時，最高境界的純凈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隱約了。佛教所說的“戒、定、慧”，就表述了這個程序。

如果說多數受戒的信眾未必能夠抵達最高境界，那么，他們也已經行進在這個修煉的程序中了，前后左右都有同門師友的身影，自然會產生一種集體歸屬感。

這本是它的優越之處，但到了中國化時期，有的宗派過于依憑悟性不尚苦修，輕視戒律教規，固然也幫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騰躍，卻也為更多未必能真正開悟的信眾打開了過度的方便之門。與此相應，在唐代特別流行的凈土宗也顯得“易行”。這種勢頭積累到后來，已出現了禪風虛浮的嚴重后果。這也從反面說明，對佛教而言，持戒修行還是重要的，不能過于聰明、過于寫意、過于心急。

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師。他從一個才華橫溢的現代文化人進入佛門，照理最容易選擇禪宗或凈土宗，但他最終卻選擇了戒律森嚴的南山律宗。我想，這是他在決意違避現代文化人過于聰明、過于寫意、過于心急的毛病。這種選擇使他真正成為一代高僧。

當然，歷來一直有很多人只是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親近佛門，本來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于強大而感人的弘法團隊。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廣大民眾對于佛教的認識，往往是通過一批批和尚、法師、喇嘛、活佛的舉止言行、服飾禮儀獲得的。一代代下來，僧侶們的袈裟佛號，成了人們感知佛教的主要信號。他們的德行善舉，也成了人們讀解信仰的直接范本。佛教從釋迦牟尼開始就表現出人格化的明顯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侶，更是以無數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在僧伽這么一個團體之內，又規定了一系列和諧原則，例如所謂“戒和”、“見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檢討制度和征問投籌制度，有效地減少了互相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增加了整體合力。

這樣的僧伽團隊，即便放到人世間所有的精神文化組合中，也顯得特別強大而持久，又由于它的主體行為是勸善救難，更以一種感人的形象深受民眾歡迎。

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針對著中華傳統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種種乏力，成為它終于溶入中華文化的理由。